《数码世界》杂志：您的作品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入情、入心、入理。您曾经提出新闻摄影记者应该是“24小时的职业状态”，能否结合您的拍摄经历，具体解读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职业状态？

于文国：谢谢！我会把你说的“入情、入心、入理”作为今后拍摄、记录、传播摄影作品的目标去追求。事实上，摄影记者或者说纪实摄影家的作品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在拍“自己”。作者本人的情感世界、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决定了他（她）们手中照相机的温度、高度和锐度。 

       关于“24小时职业状态”的话题是几年前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做一个《新闻纪实摄影的实践与思考》的讲座时谈起的。讲座结束前，我留了十几分钟让大家提问，一位大学生问，“于老师，做摄影记者是不是很辛苦？”，我先是一愣，然后回答说，“说实话，很累。新闻，随时随地发生，受众，每时每刻都有需求。而且，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渠道越多、越快，受众对新闻信息质量的要求就越挑剔。它不以记者的意志为转移。这就决定了摄影记者不可能固守着8小时的工作模式。即便是睡觉也应该把“天线”拉出来，随时随地保持着与外界的信息扫描，而这根“天线”就叫做“24小时的职业状态。”  

       但是，做任何行业，累与不累又是相对的。如果个人喜欢，再累心里也甜，不喜欢，天天端着茶杯喝茶也会累。体育运动员天天大汗淋漓，但是，他（她）们很快乐！所以，“要我干”和“我要干”，有担当和没担当，为“名利”和为“道理”的感觉很不一样。这就需要我们在入行前务必想清楚，至少，要先问问自己 “为什么拍？”“为谁拍？”“喜欢？一般喜欢？还是根本就不喜欢？”等问题。 

《数码世界》杂志：与大多数摄影师不同，您不仅会拍，而且会写，成为全国唯一一位获得过中国新闻奖“摄影、通讯、论文”奖的新闻记者。您认为深厚的文字功底对您的摄影创作和作品表达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于文国：关于拍与写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摄影界一个重要话题。

        其实，就摄影作品而言，尽管影像表达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但归根到底它属于文化范畴，而文化的根本使命是人。所以，在关注人、理解生命这一点上摄影与文字没有区别。如果稍加留意，在我们的周围，但凡比较成功的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家他们的文字表达都不错，这也凸显出摄影人文学素养的重要。 

       就中国新闻界而言，尤其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第一任会长蒋齐生（时任新华社研究员），名誉会长穆青（时任新华社社长），第二任会长范敬宜（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等前辈，都曾不遗余力地倡导摄影记者“图文并重”和“学养”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也是这些倡议的受益者。

      在前辈们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几乎把摄影采访和处理照片之外的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了阅读摄影之外的书集和社科、人文、经济类的文章上。尽管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在衰退，阅读的内容不一定都能记住，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对于自己明事理、知兴替、懂得失、开视野、把分寸等等，确实受益良多。 

《数码世界》杂志：2017年您曾在中国摄影展览馆举办了《于心无悔》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摄影家系列作品个人影展，受到了业界和社会好评。近期您又出版了《中国工人：一个阶级与一个时代》的大型图文书，在4月23日的国际读书日，还作为“一部记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历史的最完整图书”推上了学习书目，您能分享一下如何以立体化的方式讲述四十年来中国变化的吗？

于文国：我一直在新闻媒体工作，本身就有发表作品的平台，所以，在中国摄影展览馆为我举办个展前，我对办影展的认知是很不到位的。2017年是中国文联摄影中心主任、原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刘宇几次和我商量之后才下决心举办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办个展。在此期间，尽管我留在展场里的时间很少，但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观众写了满满的四个留言簿，大家的评价和鼓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曾几次看到素不相识的观众在展场里流了泪，有的还反复走进展场。说实话，这次展览从官方到社会产生了那么大共鸣是我不曾想到的，也颠覆了我对办影展的认知。所以，我特别感谢策展人刘宇和友情出任策展助理的陈小波、徐志强、吴砚华等朋友。